出走是一種生活態度

旅行有兩種：體驗生活，放眼世界的一種，遊西藏、尼泊爾等地如是；到另一個城市，過著跟香港一樣的生 活，短至週五六日，訪台北、上海、曼谷、星加坡如是，我對這些兩三小時機程可達的地點，樂此不疲，戲稱之為「出走之旅」。「出走」不用事前安排密密麻麻的 景點行程，不用閃亮亮的旅遊書，只要一顆隨遇而安，興之所致的心。「做什麼」、「去哪裡」並不是重點，感覺才是最重要。

事實上，星加坡的Marina Bay 夜景比不上維港的漂亮；上海的南翔小籠包論味道及不上香港的翡翠小籠；台北的忠考東路還沒有我們彌敦道的繁華。但在香港，我們永遠尋不到那種安逸，那種完全放下，沒有港聞、沒有恆指、沒有工作的安逸。就算是短短的週末休息，在香港過的週末總是跟在上海、東京過的不一樣，那機場的登機閘口就如魔衣櫥，出來後煥然一新。在外地城市一覺醒來，坐在馬路旁晒著太陽呷一口咖啡，同一樣的星巴克咖啡，卻有著截然不同的感覺，因為你能以旁觀者的身份看著當地人的形役。

放下了工作，放下身段，還有以往的顧忌。在酒吧、夜店可盡情狂歡，不用擔心會碰到哪個同事，不用擔心會讓熟人看到自己醉後的醜態；不用刻意保持最後一點清醒，擔心著那通宵小巴的人龍；宿醉後醒來不會有那種虛耗青春的內疚感，窩在酒店的高床軟枕中變成了天經地義的事。你的名字、身份變得全不重要，壓力全消，這是「出走」的魔法。

的確，舟車勞頓是疲累的，出走不是每一個人都能接受的旅行模式，生活態度是完全是個人的選擇，蘋果產品的死硬粉絲、紅酒美饌的追求者、熱愛名牌打扮時尚的潮人、安居樂業默默耕耘的人們、愛駕駛樂趣的汽車發燒友等等，都是自己的生活態度，將自己能掌控有限的資源投放到所嚮往的地方，沒有高低對錯之分。

保持一種歷久常新的童真，天真的新鮮感，揹上背囊，拖著行李，這就是我的歸宿，花掉了別人攢下來買樓的錢，卻賺了心頭的滿足、永恒的回憶，這是我的生活態度。

我愛台灣系列之三 ── 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奪命金

最近看了兩套好戲，分別是香港的《奪命金》及台灣拍的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過的女孩》。兩套均給人無限聯想，讓人有思想空間的電影就是好電影。

《那些年》在台大賣，氣勢一時無倆，在台醞釀兩個多月，在港只有電影節零星的場次，甫正場一上，無不爆滿，繼多年前《海角七號》掀起另一股台風，上映僅十一天已達二千八萬票房，《那些年》在Youtube的 MTV 也旋即點擊超過七百萬人次。連彰化這個小城鎮也成為了旅遊熱點，就如當年的墾丁、恆春一樣。

其實《那些年》的橋段很簡單，以一段由高中開始的戀情作骨幹，輔以年青人之間的友情、校園生活、台灣本土文化，若以故事來說，幾近「老套」。但作者、編劇兼導演九把刀說故事的能力出眾，能把簡單的故事說得感動人心，青澀的柯景騰、清純的沈佳宜演活了男女角的幼稚、燃燒的青春。

我們哭了，是因為從戲中看到了過去的自己，遺忘了的青春，打從心底，我們希冀著單純的愛；我們哭了，是因為我們被生活磨蝕得忘記了自己的年少輕狂，即便是愛情也變得權衡利益。這是自憐。這電影韻味深長，看後越想，after-taste越重，讓人甘之如飴。

在香港永遠拍不出《海角七號》、《那些年》這些充滿青春氣息、鄉村土壤的電影，因為香港人沒有台灣人那種質樸。相反，香港拍的愛情片是什麼？是葉念琛每年一部的「愛」系列：《獨家試愛》、《十分愛》、《婚前試愛》、《我的最愛》等等，講的是男女間的爾虞我詐，看似是別出心裁，橋段意料之外，但在《那些年》的光輝影照下，我們不得不感到汗顏。我們只有商業化的方力申，永遠沒有傻愣愣得可愛的柯震東。我敢說，即使方力申在雨中喊得再聲嘶力竭，感人之處亦不及柯震東的萬一。

香港拍不出《那些年》，台灣怎樣亦拍不出《奪命金》。《奪命金》是香港人的故事，是香港近年的真實寫照，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能拍出類似的韻味。從黑社會過氣大佬的潦倒，善良師奶蘇杏璇近乎可愛的無知，「大耳窿」的盜亦有道，到銀行職員的由上而下的高壓手段，這些這些，社會上各個人為金錢而「活著」，為活著而賺錢，這正是香港的實質寫照。

兩者同為不可多得的電影藝術，反映了兩地的本土文化。《那些年》是從人性青春最無瑕的一面觸動我們的深處，如醍醐灌頂；《奪命金》則相反，將社會的黑暗面，我們自己的寫照赤裸裸的表現出來，從反面讓我們作出反思。

我們要反問，為什麼香港拍得成功的電影總是《無間道》、《黑社會》、《竊聽風雲》、《奪命金》等，相反台灣拍出的本土文化是純而又純的故事，最老土的橋段，卻勾出我們早已遺忘的回憶？《天水圍的日與夜》、《歲月神偷》，是滄海明珠，但都是生活壓迫下的逆來順受的人性光輝。

《那些年，我們一起追的女孩》一套電影能打動港台兩地，是因為我們打從心底就嚮往著這些美好的事物，是我們久違了的單純。